帶有對話性的品牌
九月十月可以說是各大時裝週的盛宴，不論是打響頭炮的柏林時裝週或是時尚勝地代表的巴黎時裝週，也讓人目不暇給。除了一年四季的Resort、Ready-to-wear等日常系列之外，高級訂製服系列（Haute Couture）相信是時裝愛好者每一年都不會錯過的重頭戲。
2021 年的秋冬高級訂製服系列中，讓筆者最為留意的並不是新生代年輕法國時裝設計師Charles de Vilmorin的暗黑瘋狂系列，不是Raf Simon的得力助手Pieter Mulier接手Alaïa第一個的創新性冬春季（winter-spring）系列，也不是Sacai的設計師Chitose Abe和Jean Paul Gaultier的跨世代的合作系列，而是Maria Grazia Chiuri自2016年掌舵的Christian Dior。
Chiuri這一季以手工編織的刺繡和粗呢花為主，讓大眾感受刺繡的奢華細節和粗呢花的物料感，以及線（thread）的觸覺體驗（tactile experience），重現了對高級訂制服中的物料了解。加上和法國藝術家Eva Jospin 合作設計的一系列絲綢刺繡作為全景慨念性的走秀背景和裝置，和藝術家之間的相互交流為品牌帶來不一樣的新面貌。而當中最為吸引筆者注意的是Chiuri在整個系列中所帶來的社會反思，除了對女性自主的思考，亦包括COVID對時裝界帶來的影響，以致她重新關注生活的日常，並將其理念帶到設計當中。疫情不但為紡織業帶來的毀滅性經濟影響，對於大眾而言，更拉遠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隔離、封城、封關成為了日常，人們應該如何找回這些愈走愈遠的連繫？
Dior Haute Couture AW21-22 by NO&EACUTE
Mi Ottilia Szabo by Creative Director Maria Grazia Chiuri shot in France
Dior Haute Couture AW21-22
Silk tapestry by French artist Eva Jospin
Source from Tatler Asia
「我對此很敏感，這是一直和我的生活很接近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在疫情期間，每個人對時尚的攻擊都非常不厚道。 」— Maria Grazia Chiuri
Chiuri透過疫情繼而作出對時裝的重新理解、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連繫和反思，這有別於其他設計師的創作思維讓筆者想起Christian Dior的創辦人在當初開辦品牌的時候，也帶出了許多對當時時勢和社會的思考。
二戰剛結束，Christian Dior便創立了工作室Maison Dior和品牌Christian Dior。而當時不但戰爭結束，Dior的第一個時裝系列"Corolle" 和 "Huit"還結束了男軍裝，女工裝的打扮風格，以極致修身的外套（bar suit）和超大裙擺的傘裙（flared skirt）創造了漏斗形的剪裁，突顯女性線條的設計不但成為了品牌一直以來的經典造型，更使高級訂制服在五十年代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女性隨着戰爭的結束以及經濟的復甦，終於可以卸下戰時配合下的乏味工裝，再次以華麗精緻的衣服突顯女性美。而Dior的時裝彷彿解放了當時一直受到壓抑的戰爭氣氛，巴黎的社會隨之受到這股新面貌所影響，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五十年代的一個時裝轉捩點，相信這就是為什麼Harper’s Bazaar的編輯Carmei Snow如此形容Dior的設計—“Le New Look”。
The Bar suit, spring/summer 1947 Haute Couture collection, Corolle line.
© Patrick Demarchelier
雖說Dior於當時瘋魔了全球和時裝界，然而不贊同的聲音不絕於耳，比如說Coco Chanel曾對Dior有此批評：
「 Dior 不給女人穿衣服，他裝飾（upholstery）她們。 」— Coco Chanel
Coco Chanel這番說話不但止尖刻地評論了Dior對女性的不尊重，甚至認為他讓女性在時代上退步了。你說Dior是解放女性嗎？不全然是。但他了解女性嗎？絕對是。由他的設計不難發現他比女性更為了解女性，一季又一季地為女性創造一個新定義、新面貌，致力於發掘女性身體的美，甚至乎可以說他是倚賴並欣賞女性去理解時裝。
「我希望我的裙子是根據女性身體的曲線塑造，而她們的輪廓是很時尚的。 」— Christian Dior
Illustration of the Bar suit by Christian Bérard, 1947.
© ADAGP, Paris 2015
而當時的社會面貌就是鼓吹精簡和女性的服飾異性化，但這些刻板印象真的合適每一個人嗎？同質化是一件乏味的事，當每一個人也認為必須配合社會的步伐、他人的樣式，所有的東西也會變得非常無聊，包括時裝。而當時Dior就是留意到這一點，以女性和時裝作為一個表達的途徑，他的設計不單止鼓勵女性在服裝上尋找自己的個人風格和自主權；更是對社會、環境和文化的探索，並且對單一的社會風格作出反抗，尤其在時裝歷史上很多服飾也是對女性充滿著來自不同時期的約束。而當時Dior的設計影響力甚至引起了各大女星的興趣，連Marlene Dietrich在試鏡 ” Stage Fright ” 的時候也曾説 “No Dior, no Dietrich!” ，可想而之Dior對女性的影響有多大。
Marlene Dietrich filming a scene from 1950’s “Stage Fright,” wearing a gown by
Christian Dior
Jennifer Jones, wearing Dior in 1955’s “Stazione Termini."
Christian Dior and Olivia de Havilland behind the scenes for 1956’s “The Ambassador’s Daughter."
「 我認為時裝可以做的有很多。時裝是非常大眾化和流行的，所以它可以幫助廣播訊息和接觸新世代。」— Maria Grazia Chiuri
反觀現任創意總監Chiuri，她和Christian Dior對於設計和創作思維模式不言而喻，即使處於不同的時代，對於現實生活和時裝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洞察入微。這個帶有對話性的品牌，對時勢抱有開放的態度和思考，保持對社會不斷層的責任感以及善加利用，尋找有價值和影響力的時裝創作，似乎成為其一直以來前進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