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梁洛熙 Giraffe Leung • 一個人的烏托島

梁洛熙 ( Giraffe ) 的創作方式依賴本能與直覺，其風格總是呈現出在生活中吸收的資訊，特別是來自現實的現成與日常物的重組，其創作視角揭示了物料意義的重新詮釋與他的內在表達之間的聯繫。這種從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出發的想法，不停留於表面的代入感，而是逐步走進作品的內核，進而發現其豐富的面向轉化，讓觀者感受到熟悉的視感和未知的想像。他的最新展覽「一個人的烏托島 - Utopia in Solitude」延續了這一風格，以地圖為媒介，構築了一個既植根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藝術世界，展現了他對個人記憶與社會變遷的詮釋。

「烏托島」的誕生：從烏托邦到孤島

一系列的地圖創作經歷 2022 至 2025 年間的獨立實驗，亦是 Giraffe 在 2024 年的回溯中與前後續作品建立起的潛在對話。經過兩年時間拼製出「烏托島地圖」，以香港地圖為基底，構築了一個虛構的島嶼世界。他將展覽的核心物料 —— 地圖，撕碎並重組，創造出一件件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品，隱喻著朋友移民後的離散與重構，試圖回應移民潮帶來的個人與集體情感斷裂 —— 既是一種對個人情感的投射，也是對社會變遷的回應。

將「烏托邦」轉化為「烏托島」，不但是名稱的更動，亦是一種觀念的解構。傳統烏托邦常指向柏拉圖式的理想國，承載完美的社會、政治與法律體系，但他刻意避開這種敘事。「烏托邦對我來說有些壓力。」這壓力或許源於其背後的歷史期待與城邦意象。相較之下，「烏托島」在他的想像中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孤立空間，純粹而具體，少了複雜的社會規範，成為他卸下壓力後的想像之地。他指「島」的物理性是試圖擺脫時代與文化的束縛，讓這個地方成為一個暫時的理想。

地圖的隱喻與時代的語言

在當今數位時代，紙本地圖已不再是人們的日常必需品，取而代之的是 Google Maps、衛星技術。然而，「地圖本身蘊含邊界、板塊與權力的語言，與我的創作語境高度契合。」Giraffe 選擇地圖，不只是因為其地理功能，更因其隱喻了身份的界限與社會的變動，承載了特定的想像空間。地圖上的公路線、山脈輪廓與沿海邊界，這些既有的痕跡成為作品的起點。與繪畫不同，地圖並非空白畫布，他無法隨心所欲地塗抹色彩或勾勒線條。他將地圖撕開、重組，卻始終受制於其原有的結構，這種「拉扯」、「無法完全主導」自由又很有限制，在受限的框架中找到表達的可能。這種半受控的狀態，讓作品超越單純的視覺呈現，成為成為創作上不可或缺的元素 —— 地圖既是素材，也是對話者，與 Giraffe 的創作意圖相互博弈。而撕碎與重組的過程更將這些痕跡轉化為獨特的藝術語言系統，描繪了語景，展現出他背後的精神層面，以及圖像生成的過程。

現實的濃縮與社會的映照

與其說 Giraffe 的創作是虛構的概念，不如說是現實濃縮後的精華，只是以另一種樣態呈現。他的作品反映社會的某些面向，同時連繫著他的個人記憶。追溯到整個創作概念的起源，原來是深植於 Giraffe 的個人記憶的起點 —— 荃灣，一個因家庭淵源而被視為「第二個家」的地方。他以荃灣為地圖的中心，試圖重構香港18區的地理版圖，最初懷抱明確的規劃，將每個區域安置於預設位置。然而隨著創作展開，地圖上的橙色公路線與沿海線成為限制，打破了原有的秩序感，這些連結不再受他所控，而是隨自然特徵，山脈、公路、海洋等有機生成。作品中，「水成為貫穿全城的意象，遠超飛機的重要性。」他將寬闊的海域設計為城市的動脈，兩側是啟德碼頭與葵涌貨櫃碼頭，呼應香港作為海港城市的進出口角色。在創作與思想不斷互相的對話中，作品更進一步地指向移民故事的重量，那些打包家當、依賴水路離開的記憶，成為了作品的情感支點。18區的打亂與再排列，模糊了現實與想像的界限，呈現出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港。從荃灣出發，他以直覺與情感為導航，勾勒出一段個人與集體歷史交織的創作旅程。

這些地圖創作中最為吸引我的，不得不數作品中佈滿模糊擦除的痕跡，以及其創作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法。對於重組過程中元素的取捨，Giraffe 直指「什麼都沒剔除，什麼都保留了。」他不願以創作者的權力抹去任何地點或痕跡，而是將自己定位為「調亂位置」。地圖上的每一個元素，無論是街道、山脈還是海岸線都被保留下來，只是換了新的排列方式。「存在的依然存在，不存在的也不會被強行添加。」他通過調亂地圖，既打破了香港的既有秩序，又保留了其完整的本質。他不試圖創造一個虛構的替代現實，而是讓現實的碎片在新的結構中重新呼吸，讓作品超越了單純的地理重構，成為對記憶、身份與變遷的隱喻。

鉛筆的純粹與記錄的本質

整個展覽除了重新拼貼的地圖之外，還有結合了以鉛筆寫生描摹其城市規劃與自然景觀，作品細膩得仿若黑白攝影。Giraffe道出選擇鉛筆並非為了模仿攝影的真實感，而是源於一種深植於個人經驗的創作方式。他想像自己進入作品的世界，手持素描本與鉛筆，彷彿旅行時在樹陰下、街角上即興寫生的習慣延續 —— 短暫停留，迅速記錄，然後離開。而鉛筆則由此成為他是次探索虛構地景、捕捉當下體驗的工具。黑白單色調的採用是他對「記錄」本質的堅持，尤其專注於內在感受的直接傳達。故此，懷舊只是鉛筆創作的自然副產品，放諸現代社會上充斥彩色的影像，單色調顯得獨特，亦帶有時代反差。「鉛筆的價值在於寫生的純粹性，而非與當代對比的符號化表達。」觀者可以通過這些畫面，循著他的視線想像那個世界，而非被色彩或懷舊情緒牽引。

從現實到虛構，從平面到立體。

步入展覽空間的第二層，會發現 Giraffe 刻意將展覽分為兩層截然不同的氛圍：樓下明亮開放，宛如歡迎觀者走進這個「烏托島」，而樓上則光線幽暗，彷彿引人步入另一個更深邃的世界。樓上的作品以「去程與回程」為呈現核心，由橋樑、飛機等元素交織，象徵單向旅途與循環回返。另一樣值得留意的是，這一層的作品的裱裝形式亦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意圖，他借鑒殖民地時期地圖檔案與博物館展示的風格，將畫面框裱得如同歷史文物。而這種略顯懷舊與復古的元素，其實是他試圖「架空時空」的呈現模式。「對我而言，我觀察當今世代，窺見了社會的某些縮影 —— 個體與群體交織的想像在其中流轉。我希望透過框架，營造一種超脫現代環境的氛圍，將現實的脈絡抽離，開啟一場超越當下的思考。」他指出這一系列的創作無意將地圖錨定於某個具體時代 —— 是 500 年前的香港，還是5000年後的未來？這種模糊性正是其追求的核心，一種脫離現代的束縛，創造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想像空間。

以一幅「城門河」作品為例，他揭示了舊與新交織的創作過程。現實中的城門河帶有中國傳統建築的痕跡，如柱式橋樑，而在作品中，他將其「做舊」，同時融入現代想像。這種處理並非為了混淆時代，而是對現實地景的再詮釋 —— 舊式元素與新視野碰撞，生成似曾相識卻又全然不同的景象，自然流露更多的多重可能性。作品成為時空架空後的開放文本，連接過去與未來，卻又刻意懸浮於當下之外，構築了一個脫離現代語境的場域。

此外，空間還有一件球體的作品，這件作品從展覽下層的平面地圖出發，將其撕成碎片，以一比一重組堆疊為球體，表面卻保留了地圖的平面質感，發掘了平面與立體的界限。Giraffe 藉此分享到整個展覽的創作分為三層，首先是現實地圖的平面再現，其次是平面繪畫模擬立體，最後是碎片構築的球體 —— 一個看似立體、實則由平面構成的悖論形態。反觀這建球體作品，它通過線鋸切割，被刻意塑造出類似地球儀卻又異化的外觀。縫隙與痕跡透露出的粗糙與真實，蘊含對空間與存在的思考。球體內部由地圖碎片層層堆疊，宛如時間與記憶的積累，而其「不上不下」的狀態，被他視為對當下香港的隱喻 —— 一個懸浮於過渡與未定之間的城市。

個體單位的旅程

Giraffe 指每個觀者走進展覧便被視為獨立的「個體單位」，在虛構的島上展開各自的旅程。而烏托島無法承載兩個個體的共同經驗，只能由單一的觀者以自身的生活經歷去填補與詮釋。展覽對個體經驗的聚焦，讓「一個人遊歷」的概念超越了單純的私密性。可見他並未試圖在作品中調和個人與集體的張力，而是將集體記憶解構為無數個體的碎片化體驗。展覽看起來像是他描繪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亦同時是每個人與世界的關係。每個觀者帶著自己的故事進入烏托島，卻無法與他人完全共鳴。這種孤獨感並非刻意營造，而是虛構場域的自然結果。

在整個訪談中，Giraffe 坦言創作「烏托島」地圖時並未預設雙重意義，「我最初的創作靈感完全源於直覺，那時我希望透過一些作品，來表達我所觀察到的社會面貌與現象。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會把自己比喻為一面鏡子 —— 一面忠實映照出那個社會真貌的鏡子。」他將自己比喻為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移民潮與環境變遷下的集體狀態，而非刻意構築一些命題。創作過程中，他以「遊客」身份探索這個虛構之地，將破碎的香港經驗重組為一個多維的幻想世界，融合真實與虛構、過去與現在。展覽中的地圖與繪畫被裱裝成殖民時期檔案，搭配虛構的歷史事件，模糊了現實與想像的界限。作品一方便傳遞出他對當下社會的一些狀態反映，另一方面亦勾起觀者對真實世界與虛幻創作之間的關係與聯想。令人難以忽視的是，這種創作核心所衍生出來的形式，直接扭轉了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途徑。

「烏托島」並非終極的烏托邦，而是一個開放的容器，承載個人的記憶與投射 —— 將其框定為永恆的理想鄉，以此探索身份、歸屬與失落的交匯處。「烏托島」並非傳統烏托邦的規範化藍圖，而是他對現實的即時回應，承載了個人的迷惘與時代的裂痕 —— 它是一個屬於每個人的孤島，既熟悉又陌生，既是避風港，又是未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