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tile Memory》豐饒之思

Collaborator : Benomad

《豐饒之思》（Fertile Memory）是巴勒斯坦導演Michel Khleifi於1981年創作的紀錄片風格長片。電影以紀實風格和敘事結合的手法，通過兩位巴勒斯坦女性的故事，探討了土地、身份認同、性別壓迫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抗爭。電影不僅展示了巴勒斯坦社會的多矛盾，也揭示了歷史如何影響個體命運，進而讓觀眾新審視巴勒斯坦問題的複雜性。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作為解構殖民話語的要工具，為我們提供了更深入理解電影中的殖民壓迫和身份問題的框架。

 電影的兩位主角——傳統寡婦Romia與現代離婚作家Sahar——代表了巴勒斯坦社會的兩種典型女性形象。Romia是一位年長的寡婦，長期為她被以色列佔領的祖地進行法律抗爭。對她來說，這片土地不僅是家族歷史的延續，更是她身份認同的象徵。她的沉默與堅持體現了巴勒斯坦人民對家園失去的無奈與不屈，也強調了土地在巴勒斯坦文化和歷史中的要性。

Sahar則是一位年輕的離婚作家，她生活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社會中，面臨著外部的殖民壓迫與內部的父權制約。她的生活與創作反映了現代巴勒斯坦女性在追求個人夢想與社會期望之間的激烈掙扎。她的內在矛盾和外在抗爭不僅限於對以色列佔領的抵抗，也體現了她對巴勒斯坦社會中傳統父權結構的反抗。這揭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在性別不平等和社會變革中的困境。

兩位女性命運，與巴勒斯坦的歷史密不可分。1947年，聯合國通過第181號決議，將巴勒斯坦土地分割，導致以色列建國並引發阿以衝突。這一事件直接導致許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土地，成為Romia抗爭的歷史背景。她的故事象徵了巴勒斯坦人民對家園失落的集體記憶與情感，這種情感不僅限於物質上的損失，更是對家族歷史與民族身份的剝奪。

 然而，1948年的「納克巴」（Nakba）事件對巴勒斯坦人的影響更為深遠。以色列建國後，約70萬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許多家庭永遠失去了他們的土地。這一事件深刻影響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Romia的故事正是這一歷史悲劇的反映。她對土地的持續抗爭，不僅是為了維護個人財產，還是對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的集體抗議，象徵著對被殖民歷史的反抗。

1967年的六日戰爭進一步加劇了巴以衝突，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被佔領，這場戰爭使得巴勒斯坦社會進一步陷入政治和經濟的困境。Sahar的故事發生在這一戰後背景下，她面對的是一個日漸保守的巴勒斯坦社會，女性地位受到壓制。她的掙扎既是對外部強權的反抗，也是對內部父權的挑戰，揭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在戰後社會中尋求自我認同的艱難歷程。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其著作《東方主義》中提出了一個要觀點：西方通過學術、文學和藝術等領域建構了「東方」的形象，這種形象並非真實的東方社會反映，而是西方權力和文化霸權的產物。在薩依德看來，西方「他者化」（Othering）東方，將其描繪為神秘、落後、蠻和需要被拯救的對象，從而為西方的殖民統治和文化優越感提供正當性。薩依德主張，這種東方學的框架是殖民話語的一部分，它不僅塑造了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看法，也影響了被殖民者的身份認同和社會地位。

薩依德還強調了流亡與記憶對於被殖民者的要性。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流亡不僅是物理上的離散，還涉及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危機。Romia對土地的堅持，正是對抗這種流亡帶來的身份危機。她對土地的情感依賴，不僅是物質層面的需求，也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的象徵，是她對抗以色列殖民佔領的方式。她的故事象徵著巴勒斯坦人民對流亡與失落家園的集體抗爭。

作為一部反映巴勒斯坦女性生活的電影，《豐饒之思》（Fertile Memory）無疑是在以色列佔領的背景下展開的。以色列作為外來的殖民政權，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和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正是「他者化」的體現。電影中的角色 —— 尤其是兩位女性主角Romia和Sahar——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著這種「他者化」過程。她們的故事不僅揭示了以色列佔領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也表現了她們在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化與異化。

在薩依德的框架下，殖民者對被殖民土地的佔有，往往伴隨著文化意識形態的「他者化」過程。對殖民者來說，巴勒斯坦的土地不僅是物質資源，更是權力的象徵。電影中的Romia代表著傳統的巴勒斯坦女性，她的土地被以色列佔領，這片土地是她家族歷史的延續，也是她身份認同的根基。以色列對這片土地的佔有，不僅是對物理空間的侵佔，更是對巴勒斯坦歷史、文化和身份的否定。這種否定與薩依德所描述的「他者化」過程高度契合——殖民政權通過貶低甚至抹除被殖民者的歷史和文化，強化自身的合法性，並進一步鞏固其對土地和人民的控制。

 對Romia來說，土地的喪失象徵著她身份的崩解。她的抗爭不僅是為了法理上的土地所有權，更是為了捍衛她作為一個巴勒斯坦裔女性的身份和尊嚴。這種對土地的情感依賴，超越了物質層面的需求，成為了反抗「他者化」的象徵。對她而言，失去土地意味著失去家族記憶和民族根基，而這正是殖民者企圖通過佔領來實現的「身份抹除」。

除了土地，性別也是薩依德另一個討論的要層面。他認為，東方女性在西方的文化想像中，往往被描繪為順從、被動和神秘的存在，這樣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強化了西方殖民者的優越感和統治合法性。Sahar的故事揭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如何在雙壓迫下被邊緣化：一方面，她們是外部殖民政權的「他者」，另一方面，她們也是父權社會中的「他者」。

 Sahar作為一位離異的作家，試圖在父權制約與外部佔領勢力的雙夾擊中尋找自我。她的掙扎不僅是對外來佔領者的反抗，更是對內部文化傳統的挑戰。她的寫作象徵著她在這個雙壓迫社會中的自我表達，而這種表達往往被父權體制視為對傳統價值觀的威脅。她的身份認同危機，既是對男性主導社會的抗議，也反映了她在被殖民者與女性身份之間的心理矛盾。

薩依德的「他者化」幫助我們理解Sahar如何在這樣的雙夾壓下被進一步邊緣化。她的離婚身份和作家身份，讓她在社會中成為一個異類，她的生活方式與傳統價值觀相悖，導致她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不合適的女性」。這種「他者化」的過程，不僅來自外部的殖民壓迫，也來自內部社會結構，使得Sahar在追求個人夢想和社會期許之間陷入無休止的拉扯。

 薩依德認為，殖民話語的構建往往伴隨著文化上的統治與壓迫。然而，他也強調了被殖民者的文化抵抗。Romia和Sahar的故事，實際上展示了巴勒斯坦女性如何利用她們的行動來抵抗這種殖民話語。無論是Romia的土地抗爭，還是Sahar的寫作創作，這兩位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挑戰殖民政權和父權體制對她們身份的定義。

Romia通過對土地的堅持，抵抗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文化和記憶的抹除。她的沉默和堅韌，體現了巴勒斯坦人民在面對外來壓迫時的自我維護。Sahar則通過她的創作，試圖新定義巴勒斯坦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她的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反抗，意圖打破對巴勒斯坦女性的刻板印象，並為她們爭取更多的社會空間。

《豐饒之思》通過兩位巴勒斯坦女性的故事，揭示了巴勒斯坦社會中的多壓迫，並將土地、性別與身份認同的議題交織在一起。電影中大靜默的鏡頭，將巴勒斯坦的自然景觀與角色的內心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既能感受到角色內心的孤獨，也能感到他們面對壓力時的無奈與堅持。

無論是Romia對土地的堅持，還是Sahar對性別不平等的抗爭，兩位女性都展現了巴勒斯坦人民面對壓迫時的堅韌與不屈。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巴勒斯坦問題不僅僅是歷史的遺留問題，它對現代社會和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依然深遠。這部電影讓我們新思考，巴勒斯坦人民在歷史巨輪的碾壓下，如何在失去家園與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如何通過文化抵抗來維護自己的身份與尊嚴。歷史並非過去的記憶，而是深刻影響著當下的社會現實。